柏林墙倒塌十年之际，联邦政府忙着从波恩往柏林举行世纪大搬迁之时，我再次来到了柏林。这回最想看的是柏林国立图书馆。因为新的柏林国立图书馆是由原东德的国家图书馆（位于菩提树下大街）和原西德的国立图书馆合并而成，规模自然可以称欧洲之最（至少建筑面积）。该馆以中文图书为收藏重点之一，仅中文现刊就有2000种左右。其东亚部号称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收藏中心。但是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被称为“汉学书库”（LibriSinici）的手稿善本部，收入1945年以前入藏的书籍。按理说，1945年以前的书不能算是善本，但1945年对于柏林、对于德国，都是十分特殊的历史分界线。就柏林图书馆来说，那一场战争使其藏书有三分之一毁于战火或者失踪，有三分之一被存放在波兰（主要在克拉科夭大学）或者俄国的什么地方，留下的三分之一就成了现在的“汉学书库”的馆藏。由于许多图书实际上已经不在或者无法找到，因此了解这批图书的门径有时只能通过各个时期编写的目录。
汉学书库原来属于东德国家图书馆的“家产”，如今都搬到了原西德柏林国立图书馆的书库了。当我提出要看看这批图书时，管理员克莱尔女士抱来一大堆书目，还给我复印了许多文献，又带我去书库实地考察了一番。她乐于助人的热情令我十分感动，以至有时手足无措。
汉学书库（简称L．S）起源于300年前，它自身的历史似乎比书库本身更加富有魅力。17世纪正是欧洲商业和殖民势力积极向外拓展之际，勃兰登堡选帝侯威廉大帝对远东有着极大的热情，也有发展商业和贸易的兴趣。但是德国当时在远东并没有传教团，也没有葡西荷那样的殖民地。威廉大帝决定从研究了解中国着手，他委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私人朋友搜求中国图书，于是从1665年开始，就陆续有中国图书入选帝侯的王家开放图书馆。柏林神父。著名东方学家米勒（1630－1694）为这批当时十分稀罕的“大书”整理编目。他编写的第一本目录，内容莫知其详。他称为“另一种”的目录收入“通鉴纲目”、“字汇”等书数种。到1702年，这里的中国图书增加到400本，在当时可以说是西方最大最好的中文图书馆。柏林也因此成为17世纪末欧洲最大的汉学中心。此后直到19世纪初叶，书库的图书又有新的增加，与法国汉学泰斗雷慕沙齐名的著名学者克拉普若特为此编写了一份目录。这本1822年在巴黎出版、印制精美的目录把王家图书馆的中文满文藏书分为历史与地理著作、辞书与语法著作、哲学道德著作、小说、自然与医药学著作、在华耶稣会士编译的著作等六大部分。克氏在前言中说，当时的柏林拥有汉满文书籍仅次于巴黎。
第三位为这里的图书编目的是柏林大学教授硕特（1807－1889），他给自己的书目起了一个《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的中文书名，于1840年出版。硕特把克拉普若特以后新增图书分为“历史与传记”、“民族学与地理学”、“统计与法律”、“宗教与道德”（其下又分儒学、道教、佛教、近代哲学、大众道德哲学5个子目）、“语言文字与古礼”、“文选”、“类书与杂纂”、“文学”（包括诗歌、小说与剧本、文集）、“医书”、“术数、功夫、经济、技术与占星术”、“传教士著译书”和“地图”等12个门类。收入了1831年东方学家诺曼（1793－1870）从广州等地求购满汉文书籍。诺曼是著名德国传教士郭士腊（1803－1851）的挚友，他购买这批书得到郭士腊的帮助，其中有传教士米怜等鸦片战争前在广州、马六甲等地编辑出版的一些中文作品。
最堪叹息的是所谓“北京收藏品”（简称P．S．），这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德国军队从中国抢劫的图书。1911年胡勒（H．Huelle）奉命为这批图书编制了一本目录，收书80种（廿四史为一种）。目前完全失踪了。1912年以后新获图书则被编入“新近收藏品”（简称N．S．）的目录中，它把1945年以前入藏的图书编为1650个编号。
“汉学书库”及其书目著录了一些珍稀古本与善刻。如北京收藏品（P．S．）中宋版“文苑英华”、宋版原刻“通鉴纪事本末”、元刻“诗经”等。还有一份“上收金银帐”的手写本，记录光绪元年五月初三至四年十月甘九所收的金银帐目。新近收藏品中（N．S．）的大量方志，颇有一些明清原刻本。还有《水游传》（亲贤堂藏版）、《列国志》（书林杨美生梓）等书，印制尽管粗劣，不为藏书家所重，却是民间大量流行的廉价印刷品，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
汉学书库中值得珍视的还有新教传教士1840年以前在广东及南海地区出版的中文书刊，除了世人知悉但是中国大陆地区很少收藏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特选撮要每月纪传》等外，还有伟烈亚力等人的书中没有提到的若干书稿，如嘉庆十年（1810）刊本《英吉利新刊种痘书》，图文并茂，介绍了种牛痘的方法；又如《解罪条问》手稿，是牧师接受信徒忏悔时的询问提纲，有中文、拉丁文、罗马字母转写中文等三种文本。
硕特《御书房满汉书广录》里提到一本《红毛话》（目录作《红毛番话》）的书也很引人注目。他说：“这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而是汉字注音，使用的是粤语方言。如英文come，注音‘金’，因为‘金’在粤语里读kom，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kim。”这恐怕是中国人编写的最早的英汉词典，时间在鸦片战争前（1831年以前）。中国人编写的更早的外文词典恐怕是葡汉词典。如N．S．849号是《澳门番汉杂字全本》，封面写“省城第七甫（铺）石桂堂藏版”。著录谓为17世纪作品。该书分类编排，收入常用词汇、短语和常用短句，也是用汉字标注葡萄牙语，如“澳门”，注“马交”（Macao）；“小西洋”，注“我呀”（果阿）；“吕宋”，注“万尼立”（马尼拉），等等。据我所知，类似的词表传世的还有一部手写本，英国也有一个刊本（各地未发表的当然还有），三本词典内容大同小异，有可能是同一版本在不同时期的修订本或传抄本。
要说汉学书库里真正的镇库之宝，其实并不是书，而是17世纪德国人自己制作的一副印刷中文图书的活字模板。字模为长、宽，高各2．5厘米的木刻，象一个个方形骰子。这是1685年米勒为了印刷最早那批汉文图书的研究著作而赠送给王家图书馆的。虽然它几乎没有真正用来印过什么书，却是汉学书库最早的历史见证，也是西方汉学长廊中独一无二的一件艺术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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